《西周史 全新解——传世文献+出土资料重述那段奠定中华走向的朦胧上古史》
第73节

作者: 唐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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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说“伯”。商代“伯”是方国之君的意思。文献《尚书·盘庚》中有“邦伯”的说法,古代无轻唇音,“邦”、“方”同音,“邦伯”就是“方伯”。甲骨文里,也有人方伯、卢方伯、周方伯、盂方伯等。西周的“伯”,开始也是一国之君的意思。《尚书》中周初的篇章里(如《酒诰》、《召诰》),有“侯甸男卫邦伯”、“侯甸男邦伯”的说法,就是指侯、甸、男、卫等各种诸侯国的国君的意思。不过西周时期“伯”最常用的意思,是宗法上而言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兄弟排行都按“伯、仲、叔、季”,“伯”有长子、大宗宗长之意,自然也是家族族长、部族首领。所以一般来说,西周的“伯”多是指贵族族长;大贵族一般有采邑,故而采邑主即畿内诸侯多称“伯”(当然西周还有大批称号里带“仲”、“叔”、“季”的贵族)。要说“侯”与“伯”的关系,那就是“侯”一般也能称“伯”,因为从宗法角度讲,一国诸侯自然是家族族长,所以某诸侯在强调其宗法身份时也可以称“伯”;但是反过来,“伯”不一定能称“侯”,因为“侯”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军事守臣,一个贵族家族的族长,不一定有“侯”的官职称号,也有可能只是朝廷的朝官。(如春秋时的郑、秦,众所周知西周时它们都是属于畿内采邑,虽然春秋时期郑、秦已经独立成国,但他们的国君依旧被世人称作“郑伯”、“秦伯”,而从不被称作“郑侯”、“秦侯”,显然东周天子并未通过册命正式封给他们“侯”的称号)。

  日期:2018-01-06 23:44:54
  而“子”,商代本是指商王、贵族的子弟。本人认为西周时也沿袭了这种说法,指贵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长,与“伯”相对,都是宗法角度产生的称呼。如西周前中期有《沈子它簋》,铭文称沈国国君为“沈子”,是周公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沈国是文王最小的嫡子冉季载之后,显然是错误的)。一些史学家认为沈国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鲁国中分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凡国中分出来的,总之沈国的始封君应是鲁国或凡国的一个庶子。本人以为,像沈国之君称子,就是“子”的意思在西周的典型代表,即贵族子弟、小宗之君之意。因为在西周“子”的地位相对较低,所以西周时可能就已经用它来称呼那些不是周人授土授民分封、而只是给予承认的旧方国的君主,如众所周知的“楚子”。

  日期:2018-01-06 23:47:12
  “男”,我们说过,最早出现在商代,通“任”,是专任某职之意。前面提到,《尚书》和金文里都说,西周时“侯”的等级实际包含“侯、甸、男”三级,“男”明列其中。不过周代具体有哪些国的国君称“男”呢?传世文献中,西周加东周好像只有许国和宿国等两三国国君称“男”;目前西周金文里所见的“男”也只有几个而已(国名是冷僻字打不出,就不具体说了)。总之整个周代被称“男”的国家无论在文献还是金文里都非常稀少,目前所知的不超过五六个。在西周时期“男”可能和商代一样,是被周天子赋予某种专项任务的诸侯的称呼(古文字大家唐兰认为也是担任种地任务),属于比较低等的诸侯。

  日期:2018-01-07 23:18:23
  由上面可知,西周时期,至少在西周前中期,“公、侯、伯、子、男”其实并非一个概念体系内的称呼,有的是尊称(“公”),有的是标志官职功能(“侯”、“男”),有的是表示宗族内的地位(“伯”、“子”),构不成一个所谓的“爵位等级制度”。不过可能大家会问,那为什么东周以后的古书中会有“五等爵制”的说法呢?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古特别讲究尊卑贵贱的等级(用现在说就是政治排序),但古代又没有“圆桌会议”,所以诸侯们到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共同朝见周天子的时候,不用说会有一个站位的问题。西周时具体有什么爵制,分多少爵位,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当时举行大朝会的时候,西周时的礼仪官们首先肯定会让三公和宋、杞等国国君站在最前区域,因为前者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者是先代之后,注意他们大都尊称“公”;接下来,天子授土授民分封的亲戚功臣,因为镇守一方,手握军权,自然站在第二区域,而他们都是“侯”;再往下,天子畿内的那些担任朝廷官职的卿大夫们,他们都有采邑,也即是畿内诸侯,就该站在第三区域,他们往往都是一族族长,大多称“伯”(他们中的很多可能也就是周初文献和金文里所说的“甸”);继续往下,应该就是那些始封君是贵族子弟、小宗宗长的小国,也即“子”,同时因为“子”的地位低,所以那些并非由周人分封、只是被周人承认的古代部族方国,如楚、巴等国,就也跟他们站一起被称作“子”了;当然,还有“男”没提,他们是周天子为专任某事的诸侯,周初文献和金文里就在诸侯里排第三(“侯、甸、男”),所以地位很低,上面说过“男”的数量又非常少,恐怕连一队都凑不齐,就跟“子”们分在一个区域了。因为这个站班的次序,所以慢慢地,西周人就慢慢地形成了“公”最大、“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的顺序概念,当然也许西周前期中期分得更细,也许西周前期中期的名称不是这样(如《尚书》和西周金文提到西周前期还有“甸”、“采”、“卫”等名号,但最终的五等爵制里都不见了)。总之本人认为:作为一个礼乐等级严格的社会,西周王朝不可能没有表明位次高低的爵制,因为这是现实礼仪活动的必然需求;“公”、“侯”、“伯”、“子”、“男”这些称呼西周初期甚至中期,应该都还不是爵位名号,但是至迟可能到了西周后期,这些个原本不在一个概念系统里的称呼,因在实际中被作为比较的大致标准,就逐渐被当做“爵位”的名号使用了(爵为酒器,因行酒需有顺序衍生出次序之意)。之所以本人认为至迟在西周后期可能就形成了五等爵制,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春秋》一书已经有五等爵的排序,而一个观念要深入人心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有较长时间的积淀,所以认为五等爵制是东周儒生编出来的说法,显然疑古太过。我们不能因为西周金文里没有“公”、“侯”、“伯”、“子”、“男”的明显排序,就说西周没有爵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东周文献里记载了的“五等爵制”,就说这个制度是从周初就一直这样的。说白了其实这反映了西周的爵制也和西周其他礼制的形成一样,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完善的过程(虽然古人云“周公制礼作乐”,但考古证明,西周册命、用鼎用簋等制度,大约都是西周中期以后逐步形式的)。

  日期:2018-01-07 23:26:52
  再说“畿服制度”,历史上西周王朝肯定也是有的。因为周初周公告诫康叔封的《尚书·酒诰》里即说过,“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说明在周初,确实有内外服的分法,这应该是沿袭商代旧制。不过东周和汉代儒生所讲的五服制或九服制,其实一眼看过去就有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西周是一个重心严重偏西的朝代,其“天下”东边长,南北次之,西边最短,怎么能形成一个个500里为间距的方圈?其实看看最早记载五服制的《国语》(《禹贡》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写定的),上面根本没提到什么500里一个层次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500里一个圈不存在,就说五服制一定不存在。前面已经说过,周天子下面有各种等级的内外臣僚(官员和诸侯)。这些官员和诸侯,它们从位置和血缘上,与西周朝廷的关系都是有亲疏远近的:跟周天子位置近血缘也近的,自然是畿内公卿大夫,他们本人跟周天子几乎天天见面,他们的采邑给天子的贡献最经常,天子的粮仓,除了由天子直辖的王邑供应,就是由他们供应了,他们自然就是所谓的“甸服”;跟周天子位置远但关系近的,自然就是天子授土授民分封的亲戚功臣,他们主要是“侯”(也包括部分“子”、“男”),他们朝见、纳贡自然也勤,这些诸侯国就是所谓的“侯服”;除了上述这些周天子的嫡系人马外,那些被周天子褒封的先代之后,如宋、杞、陈等国,在周朝又算是宾客,他们朝见、纳贡也不会少,这些国家就是所谓“宾服”;至于那些并不是周天子分封、而是自古就存在的部族方国,跟周天子的关系最远,自然朝见、纳贡都少,他们就是“要服”和“荒服”。至于为什么又细分蛮夷之国为“要服”、戎狄之国为“荒服”呢?疑古派大家顾颉刚老先生具体解释说,蛮夷是在南面和东面,都是定居的部族方国,想跑也不好跑,他们跟周朝的关系相对稳定,所以朝见和纳贡也相对稳定;而戎狄在西方、北方,多是游牧、半游牧部族方国,经常飘忽不定,不好征服,就算征服了西北苦寒之地也没有什么物产,所以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地位、一辈子来朝见一次天子并带点礼物就行了。顾大师的解释真是精辟!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所谓的“五服制”,主要是从规范臣子们对周天子纳贡义务的角度来划分的,原本最早记载“五服制”的《国语》上本就没说是按圈划分的,更没说500里一个圈。真实的“五服制”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圈,因为周天子分封的亲戚功臣和褒封之国以及自古留存下来的部族方国,很多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没法分圈;尤其蛮夷在东南、戎狄在西北,所以“要服”和“荒服”不可能是两个“圈”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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