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 全新解——传世文献+出土资料重述那段奠定中华走向的朦胧上古史》
第22节

作者: 唐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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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纣王对鬼侯和鄂侯是直接杀掉,而对周侯姬昌却没有杀、而只把他囚禁起来呢?古代就有书籍回答了这个问题。《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三》中写到:

  纣王的宠臣费仲曾劝说纣王:“姬昌贤德仁义,百姓喜悦,诸侯归附,不能不杀,不杀必为祸患。”而纣王却回答:“你既然说姬昌仁义,怎么能杀呢?”费仲劝了多次,纣王都不听,没杀姬昌。所以后来商朝亡了。
  不过《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法家们用来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的,以此来证明君王绝不可搞什么仁义道德,所以其可信度可想而知。真实的历史上,商朝时还没有仁义、仁政的概念,纣王显然不可能以这种理由不杀姬昌。个人猜测,纣王之所以不杀西方的周侯姬昌而杀了北方的鬼侯和南方的鄂侯,应该是出于以下的考虑:鬼国和鄂国的势力相对较弱,而且商朝的北方和南方都相对安定,杀了鬼侯和鄂侯,纣王也有信心摆平鬼国和鄂国的反叛,而且不用太担心北方和南方这两个区域有诸侯跟着这两国造反。(事实证明鄂侯被杀后,鄂国确实也没有办法复仇,而是被迫南迁到今天湖北随州一带了。)但纣王时周国势力已经今非昔比,一旦杀了周侯姬昌,周国必然反叛。况且西方一直是商朝祸患较多的一方,一旦周国造反,也许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西部的动荡。商朝要在东征东夷的同时平定周国为首的西方大叛乱,可能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自然是纣王最不愿看到的。有鉴于此,故而纣王难以下杀姬昌的决心。相反,纣王可能认为,不杀姬昌、只拘禁他,使他成为人质,周人投鼠忌器,反倒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动作来。事实显然也朝着纣王的预期发展,纣王拘禁姬昌期间,周人果然并没有敢反叛。

  有人可能会说,你比较袒护纣王嘛,把纣王写得比较有政治手腕。其实不是我袒护纣王,历史上真正的纣王,绝不是像传统说法中那么昏聩残暴。且听下一节咱们慢慢讲来。
  日期:2017-10-15 22:58:50
  14,纣王—失败的改革者
  中国自古以来的书籍上,对纣王的评价就是“昏君”、“暴君”,乃至“桀纣”成为坏蛋君主的代名词。前面我们写纣王时,也提到传统史书上对他的一些记载,如奢靡享乐、滥用民力,发明炮烙之刑,迫害忠良、滥杀大臣。除了杀鬼侯、鄂侯,囚禁周侯姬昌,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史记》说纣王还杀了向自己进谏的叔叔比干(据说是挖心),废掉了重臣商容,并逼跑了王室贵族、贤臣箕子。(关于箕子的具体身份,一种说法是纣王的叔父,一种说法是纣王的庶兄。)

  上面说的都还是历代昏君暴君比较常规的“恶行”,此外不少古书还记载了纣王很多“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开徒步涉水的人的腿,看骨髓是多是少啊;什么破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是男是女啊;挖名为虿(chài)盆的大坑养万千毒蛇,把犯人推里面活活咬死啊…总之是说纣王在残酷折磨人方面很有想法和成就。
  不过,古书上记载的纣王的种种恶行,难道都是真的吗?纣王真的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吗?其实我们上面也曾为纣王的一些行为做过一些剖析,进行过一点“翻案”。比如我们说过,广修宫室、大建离宫别馆,并不是纣王时才搞的,而是多代商王都是如此,而且这也是出于加强对全国统治的目的;再比如,纣王杀死鬼侯、鄂侯,囚禁姬昌,也并不是简单的“滥杀贤臣”,而应该是为了给商朝去除隐患。从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纣王的很多所作所为,都被简单地“污名化”了。

  日期:2017-10-15 23:33:18
  其实早在东周,就有人质疑这种污名化了的纣王形象了。春秋时孔子的著名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并不是什么难懂的文言文,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纣王的坏啊,也没到传说中那么厉害。只不过君子们厌恶处在下流的人,人一旦名声不好了,成了坏人的总代表,就什么屎盆子都扣他头上了。
  在打败商人才得天下的周朝时期,有人能怀疑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即“纣王坏到家”),显然是很大胆的,也说明孔子的这位得意弟子,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独立思考的优良品质和透过迷雾看穿真相的独到眼光。不过子贡的这番话,只是结论,并没有论证的过程,说服力好像不太足。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老先生则写了一篇名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证文章,专门对纣王的所谓罪行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辨析。顾老先生把各种古书里记载的纣王的罪行,按照古书的成书早晚,一条条地罗列出来,如:西周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春秋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战国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秦汉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列完表后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西周时期(《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篇)记载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才六条,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上古指地位低下的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而且只是概况性的模糊语言,没有什么具体的详细事件描述;而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纣王的罪行就越来越多,而且写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离谱。举一个具体例子,关于纣王大臣比干的遭遇,《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个篇章里压根并没有提到;而到春秋时期的《论语》里,提到比干在纣王时期死了,但是不过说“比干谏而死”,并没有讲纣王具体是怎么杀比干的;而到了战国末期吕不韦门客编的《吕氏春秋》里,就写为“杀比干而观其心”了,加入了比干死亡的具体情形—“被挖心”,后来西汉太史公的《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顾老先生通过这种罗列直观地向大家证明,纣王不少所谓罪行,其实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一些罪行即便最初古书上有那么个模糊的影子,但是那些残暴的具体细节,却也是后世一代代添油加醋加上的。这也符合顾颉刚著名的“古史层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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