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 全新解——传世文献+出土资料重述那段奠定中华走向的朦胧上古史》
第17节

作者: 唐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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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10-09 20:10:47

  在此我们要多说几句的是,古往今来,各种史书都把周侯姬昌韬光养晦策略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能力,也即对外能忍会装,对内励精图治。姬昌自身的能力当然不可否认,但自古以来任何事情要成功,内因、外因都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是内因,“天”也即当时的外部环境。姬昌的“天”,说白了当时主要就是指商朝。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商朝时刻紧盯周国,打压姬昌,姬昌再“韬光养晦”,他的周国也难以复兴并壮大。所以姬昌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能力,其实还要多亏商朝方面的“配合”,也即商朝那时没有注意姬昌,没有去打断周国这时期的闷声大发展。

  那帝乙为什么会“配合”姬昌的“韬光养晦”,不去打扰周国的发展呢?其实这个原因和武乙时期不管季历一样,就是商朝作为天下霸主、“世界丨警丨察”,实在太忙,有太多的诸侯国和方国时不时和它作对,不是反叛就是犯边,需要商人出手。据卜辞记载,因为西边的盂国(传世文献写作“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进犯商朝的属国,帝乙九年十月到十年九月,商王帝乙曾经动员多个诸侯国的军力,发起对盂国的历时一年的大规模讨伐。当时还有一些反商方国结成联盟对抗商朝,西有羌人四国组成的“四邦方”,东有东夷二国组成的“二邦方”,帝乙也不得不多次对其进行征伐。所以当时商王帝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商王畿近边的那些公开的“叛乱分子”尚且削不完,帝乙哪有功夫去盯遥远的、表面上装的极其恭顺的周国?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地理位置是一个部族或国家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岐邑那地方在今陕西西部,离商朝王畿太远)。

  日期:2017-10-09 23:02:44
  11,纣王宠佞臣
  旧时评书常说“花开两头,各表一枝”。本节我们又要再来说说商朝的情况。
  我们上节说过,周侯姬昌前半生的对手是商王帝乙。那帝乙在位多少年呢?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乙在位九年;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说帝乙在位三十七年;而通过研究殷墟帝乙时期卜辞,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提出一个新说法——帝乙在位二十六年。我们在此还是选择相信断代工程的说法吧,毕竟有卜辞依据,不能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多错误,我们就完全否定它。商王帝乙驾崩后,他的儿子“受”继位,后来日名叫“帝辛”。当然这帝辛他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悉的称号,那就是“纣王”。

  “纣王”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帝辛本名“受”,上古史书《尚书》中称他作“商王受”,而古代“受”、“纣”音近通假,所以“商王受”又可写作“商王纣”(《逸周书》中就是如此),于是后世有些人就翻过来误称他为“商纣王”(商受王)了。自古以来不少人认为“纣王”是商王受的“谥号”,还说谥法里“纣”是“残义损善”之意,其实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按传统说法,谥号是周公丨安丨葬周武王时发明的(《谥法研究》P2),但现在历史研究者多认为谥号制度大约是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确立。商末周初的时候,还没有谥号制度,“纣王”怎么能是谥号呢?退一步讲,就算商末周初已经有谥号制度,谥字也是放在前面的,该写作“X(谥字)王”,而不能写作“王X”。而古书《逸周书》中称纣王为“商王纣”,“纣”字在后,显见这是指商王帝辛的名字,而非谥字。“纣”之所以被后世误认为是“谥字”,完全是因为“纣王”在后世的名声太臭,人们“恨屋及乌”,提到“纣”字本能地觉得这就是个坏字眼,以致于把它当做一个很恶的谥字了。就如“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一般。“桧”本非坏字眼,却因为秦桧,后世取名时再无人用。

  日期:2017-10-10 09:11:57
  话说这纣王本是帝乙的小儿子,他还有个大哥叫启。因启后来封于微地(在今山西境内),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微子启。微子启虽年长,不过却是帝乙的小老婆生的,是庶子。而纣王是帝乙的正妻所生,是嫡子中的长子,因而得以继承父亲帝乙之位。由此可见,商朝后期已经确定了继位的“嫡长子”制度。

  传统史书说,这纣王天资甚高,嘴巴能言善辩,脑子聪明过人,而且身体力大无穷,能空手跟猛兽格斗,真是文武全才。
  日期:2017-10-10 10:05:13
  在即位之初,纣王就做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又作九侯)、鄂侯(又作邘侯)为“三公”。(注意这时周侯姬昌应该约有40岁了,因为他即位时十余岁,帝乙又执政二十多年。)这三位,都被传统史书认为是“贤人”。大家想必会认为,这是刚登上宝座的纣王希望“励精图治”的表现。其实纣王的真实用意未必如此。
  周侯姬昌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即位初期为父报仇伐商大败,此后改变策略韬光养晦,对商朝极为恭顺,几十年下来周国力量又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那位鄂侯则是姞姓,与密须国和南燕国同姓,文献上又写作邘侯。前面我们说过,传世文献中的“邘”国在甲骨文里写作“盂”国,位于商王畿西南的今河南沁阳西北一带。而在甲骨文里,往往“鄂”、“盂”两地并称,如“二田鄂、盂有大雨”。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代时鄂在现在河南沁阳,与沁阳西北的盂地相距仅有几十里。可能是两地太近,所以统治现在沁阳一片的商末诸侯既可以称为“鄂侯”,又可以叫做“盂(邘)侯”吧。现在有些人该记起来了,原来鄂国就是盂(邘)国,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曾被商王帝乙用了一年时间大力征讨过的那个国家!当然纣王时期的鄂侯(邘/盂侯),很可能是帝乙时期征讨的那位盂侯的儿子。从帝乙时期曾大力打击盂国我们猜测,纣王封鄂侯(邘/盂侯)为三公,显然是在军事打击之后,又用官爵来笼络鄂国(邘/盂国)的首领。说白了,商王朝实际上是在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对付鄂国(邘/盂国)。我们是否还记得,帝乙当年在大败兴兵报仇的周侯姬昌后,可能也用联姻的方式笼络过他(“帝乙归妹”)。可见作为几百年中原霸主的商朝,玩又打又拉这套把戏玩得极为纯熟。至于纣王时期的鬼侯(又作九侯),自然是晚商时期北方鬼方部落集团中的一国。我们先前也介绍过,鬼方曾是商朝的劲敌为武丁所讨伐,商朝晚期又臣服于商朝,替商王打仗、祭祀、贡献人牲和官吏。

  介绍完三国的情况后我们会豁然发现:周国在商朝西面,鬼国在商朝北面,鄂国(邘/盂国)在商朝南面。所以与其说纣王是真的信任并想重用这三公,倒不如认为他是为了笼络商朝西、北、南三个方向的强藩代表。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位之初的纣王采取这些措施,说明他心里还是蛮顾及“稳定”商朝边疆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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