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乱顺序重读中国历史——(模块和立体化的角度&严谨的八卦精神)》
第188节

作者: 唐岛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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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01-22 02:44:54
  土地兼并(一)
  公元前49年,克己奉公兢兢业业的汉宣帝刘询同志,走完了传奇的一生,继承他皇位的人叫做刘奭(shi,四声),史称汉元帝。
  其实不管是当初的立太子,还是后来的传位,对于刘奭的表现,汉宣帝并不是十分的满意。
  曾经有一次,“柔仁好儒”的刘奭试探性地向自己的父亲进言:“父亲您用刑太深,应该多用儒生才对。”然而汉宣帝却非常恼怒地回答:“大汉的执政根基是行霸道王道,用儒根本不合时宜。”(“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而且还感叹地说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汉纪十九》)

  这里有一个悖论—自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开始,实际上整个汉帝国的理论基础是儒学。而且以此为出发点,在哲学层面上,汉代的经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刘奭这种看起来政治正确的进言,却被汉宣帝一点情面都不留地全部驳回。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日期:2018-01-23 02:45:32
  土地兼并(二)
  知子莫如父。
  其实在汉宣帝刘询的内心深处,他对刘奭的懦弱性格是有清晰认识的。之所以这样回答刘奭的进言,并非是告诉刘奭大汉立国的根基改成了儒家以外的学说。而是要告诉刘奭,需要改一改自己的心性,乃至于今后治国的手段。

  刘奭作为帝位竞争者的最终胜出,跟他的母亲是前皇后许平君有着莫大的关系。许平君之死,一直是汉宣帝刘询心里的一个结,传位刘奭则是打开这个结的不多的选择之一。以一个合格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刘询对刘奭不仅不甚满意,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对帝国未来的担忧。原因在于汉宣帝看到了刘奭性格中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对于大汉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王朝而言,软弱的性格会让中央政府越来越弱势,从而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更何况,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当时大汉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日期:2018-01-24 02:28:59
  土地兼并(三)
  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件非常常见的经济现象。土地兼并简而言之,是大量土地向豪强地主手中集中的一种趋势。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这种现象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一般来讲,土地兼并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对处丨女丨地的开发,二是对于已开发土地的巧取豪夺。王朝初期,一般会经过大规模战争,从而造成大量的无主之地。耕地的重新分配以及对荒地的开发,会让一个王朝的生产力爆发式增长。不过,一般一个王朝经过长时间和平发展之后,就会出现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现象。中国古代不管是务农还是经商,最后的结局都是回乡置田买地,而手中握有大量商业利润的大商贾回乡买地,这种情况比单纯的地主土地兼并,更加让普通农民们深恶痛绝,土地兼并的危害也集中体现在这里。假如遇到灾荒年,水灾,旱灾,虫灾盛行,农民们颗粒无收,地主和商贾们却会趁此机会,大量地收容土地和破产农民。

  古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需求,一是赋税,二是徭役。赋税带来的是钱粮,充实的是国库。徭役带来的是城市农民工和边防义务兵,建设和保卫国家就是靠徭役。大量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造成两个恶果,一是大量农民的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完全成为地主的家丁或家奴;二是豪强地主对于中央政府赋税徭役的逃避,中央来自于地方的收入也会直线下降。所以,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直接导致了地方势力做大,以及农民抵抗力量的揭竿而起。

  日期:2018-01-25 01:58:56
  土地兼并(四)
  对土地兼并的深刻认识,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痛彻心扉,比如后世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新政,都是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为重要的改革方向。
  尤其,本朝汉武帝的算缗(min,二声)令,更是为后世帝国掌舵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标准模板。
  汉武帝认为,土地兼并的根因在于社会上有些人的闲钱太多了,而国家和普通老百姓手里的钱又太少了。到最后这些有闲钱的人,就会回乡置田置地,于是土地开始兼并,大量农民破产,而这个期间国家又没有拿到任何好处,反而眼看着地方势力做大。尤其是像汉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自汉高帝刘邦开国以来,长期所坚持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因为毫无疑问,帝国的立国之本是农业,商业的实质是贱买贵卖,商业本身并不产生任何价值。恰恰相反,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而并不关注交易中的道德问题。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像崇祯皇帝这样的人,搞一个“三饷加派”之类的政策(见第三章第四节)。农民兄弟们手里急需要把粮食换成银子用,商人们就会趁机砍价,甚至半价收购;而往往遇到灾荒年的时候,农民兄弟们迫切需要良种播种和生活用品度日,商人们又会囤积居奇,趁机涨价。所以由于这些天然属性,商业从业者向来不被帝国的统治者们所喜欢,尤其在汉代早期,尤其是汉武帝一朝不断北伐匈奴,偶尔还牵扯周边小国。为了维护整个亚洲的军事安全新秩序,帝国军费开支逐年攀升,甚至于出现财政赤字的时候。

  刘彻所颁布的“算缗令”,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所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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