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权力》
第1669节

作者: 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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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长宜这个开头的话,让一贯专注政策理论研究的舒晴感到很深奥,她不敢打扰他,而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彭长宜继续说道:“说的现实一点,除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养老和教育问题,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有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村庄规划建设水平较低。村集体缺乏公共积累,村级组织管理弱化等等诸多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县级基层能解决,有的就解决不了。哎,说起来太多了,你要真想研究这些问题,没有几年的功夫是研究不透的。”
  舒晴感慨地说道:“是啊,这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基层工作的难度,感觉到了基层干部们的辛苦。在我去年底给干部家属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属跟我抱怨,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她说,悔不该当初嫁给干部,说他的丈夫是一个乡镇的副镇长,几乎不着家,家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由此我想到那些异地任职的干部,夫妻两人常年两地分居,即便没有异地任职的干部,也几乎是不着家,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情感的缺失,对孩子教育的缺失。还有,就是基层干部喝酒成风的问题,说真的,我很反感干部们顿顿泡在酒桌上,也从内心很讨厌这样的干部,但来到亢州后,我弄明白了,没有一个干部愿意天天这样喝酒的,没有一个干部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整天泡在酒里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喝酒,那么为什么公款吃喝的风气屡禁不止呢?”

  彭长宜说道:“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
  舒晴一愣,一时没弄清彭长宜是什么意思。
  彭长宜笑了,说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问我?”
  舒晴这才意识到什么,她急忙说道:“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长宜笑了,说道:“没什么,这倒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可以回答。不过你这问题的确问对人了,在我身上都有体现。首先,我异地任职过,即便之前没有异地任职,就像你说的也几乎不着家。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方式,极易导致我们这样的人逐渐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甚至极易淡化我们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也这是之前我家属经常抱怨我的,大人顾不上,孩子顾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这是你们象牙塔里的人无法想象的。至于为什么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问题,我有切身体会,我不是为基层干部们开脱,更不是为我开脱,有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饭桌,已不单单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范畴,甚至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许多以私人名义上的请客,往往都是因为工作,很难分清哪是公哪是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拿我的电话来说吧,你说这一天我接了多少电话,有几个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说下班后甚至睡觉后接的电话都和工作有关,公私从时间上就很难划清,你能说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电话了?真跟美国丨警丨察一样,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钟声响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层干部首先在时间上就分不清,下班处理政务的有的是。”

  彭长宜顿了顿又说:“还说基层公款吃喝问题,你刚才说的对,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泡在酒里的,基层的干部,接待任务太重,这也你都看到了,不说省委,就说上级市委、市政府,那么多的部门对你一个基层县市,哪个部门来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别说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个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来客往问题,这个的确和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细究仍然说不清。比如,前几天朱市长招待的一拨客人,是南方电厂的,早先跟亢州谈过合作的事,他们去北京路过咱们这,给朱市长打电话,朱市长招待了他们,你能说朱市长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像这样的客人,他一个月接待两次就差不多工资就光了,再有,朱市长怎么认识的他们?他们家该不会要建个电厂吧?当然,也有基层心甘情愿招待的,因为有许多公务招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久而久之,这种应酬,就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没办法,大气候是这样,具体到基层干部个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你不这样,你就是另类。”

  舒晴说:“你刚才说的对,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出现这么多看似合理其实是违规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风气,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当我们的社会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转化后,这种情况,就会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会都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后,基层乃至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一些不正之风了。”
  彭长宜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表态。
  舒晴扭头看着他,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彭长宜嘴角向上一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说的对,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达到的,但是,凭我一个基层干部的经验看,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做。”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员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感觉彭长宜不那么抵触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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