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明远——千古“心”圣王阳明》
第48节

作者: 阳光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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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09-03 22:42:04
  第五章|||第四节:心外无理,主席贵阳(中)
  随着正德三年冬季的故去,王阳明也度过了在龙场最艰难的岁月,也可以说是度过了整个人生之中最艰难的岁月。
  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王阳明迎来了人生的第三十八个年头,这一年的春天,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来到龙冈书院。
  席书(1461年—1527年),字文同,号元山,明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吉祥乡(今遂宁市蓬溪县吉祥镇)人。明朝顺五年(1461年)生。明弘治元年(1488年)中举,弘治三年(1490年)中进士,授任山东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北)知县,后来进入朝中当工部主事,又改任户部主事,升员外郎。正德中,历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右副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这是明朝正德、嘉靖时期的一个风云人物。
  既然是风云人物,为何也跑到贵州这偏僻之地任提学副使呢?且听道来,风云人物大起大落是常态,席书同学跟明朝众多正直的士大夫一样,也是一个敢于直谏的人。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云南地区发生严重地震,景卫东(今云南省景东县)连续七日阴霾密布,曲靖则莫名其妙连续发生大火,灾情严重,一时间人心惶惶。皇帝孝宗朱佑樘命南京刑部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认为天灾人祸的发生在于政务荒怠,借机弹劾地方官员救灾不力,上疏奏请罢黜云南地方官300多人。
  席书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云南灾害的发生责任不在云南,而在北京,在朝廷,灾异是由朝廷引起的。就像一个人当受了内伤之后,四肢才出现病状。朝廷就像一个人的元气,而云南也就是四肢。怎么能舍弃发病的根源不管而去治疗四肢那表面现象呢?这样岂非本末倒置?
  在这种认识之下,席书结合时政陈述己见:“当今,内府供应比往年多了好几倍,朝廷中有数干名只领俸禄不干事的冗官,还有数万名校尉需要供给,供焚香祈祷的寺院不停地修建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宫廷内专督江南织造的内织染局催促频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在赏赐方面的用度超出了应有数目;皇上的亲戚强夺民田,皇上身边的宦官经常被派遣骚扰百姓;大狱中的囚犯在事先拟好的诏词面前不敢争辩,刑官也不敢为其申冤;贤能的大臣没有被起用,言官因为上谏言被罢还没有恢复;选任官吏,提拔官吏的制度已被破坏。出现灾异是上天示警,这一警报偶然出现在云南,却想用罢黜远方官吏的办法来消除,这是什么道理呢?”

  席书认为令上天恼怒的不是云南的远方小吏,而是京师的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结下了席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樊莹的职责是巡察,他不能弹劾那些致使国家出现灾异的人和事,却只考察罢免了云南的官吏,这正是舍弃了根本去治疗表面啊。希望皇上能根据臣所指出的弊政,一条一条进行革除。其他应该革除的弊政,应该推行的大政,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呈报上来,再予以兴革。”

  孝宗皇帝在位,言路清正,能够出现这样一篇奏疏也不奇怪,当时的内阁大臣正是刘健、李东阳、谢迁,虽然没有对席书的奏疏太过重视,但是也没有明显给席书小鞋穿,只是把席书调出了中央,在地方历练,就这样席书去了河南当按察司佥事。
  不久,武宗朱厚照继位,席书任河南按察司佥事,这时期刘瑾专权,刘健、谢迁被罢黜,托孤大臣三去其二,席书为人正直,也是对这些事情恨得咬牙切齿。正德二、三年间,席书升官了,升贵州提学副使。一到贵州布政司所在地贵阳,便听说王阳明在龙场做驿丞。
  当时贵州文化教育水平极度落后,提学副使相当于贵州教育局副局长,职责就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但是在这个地方办教育难啊,谁愿意到这穷乡僻壤、化外之地做老师?
  但此时天上掉下个王阳明,席书不禁喜出望外。当年席书也是在中央待过的,在京城的时候,王阳明刚好在京城办了一个培训班,收徒讲学,名动京城。如果能把王阳明请到省城贵阳来,那可真是贵州学子的福分啊。
  就这样席书满载希望来到了龙冈书院找王阳明,见到王阳明之后开始拉家常,当官的肯定要先说科举,席书早王阳明三科,二十九岁中进士,在这一点与王阳明伯仲之间。但是现在身份不一样,提学副使是正四品,王阳明现在是不入流的贬谪官员,这些都是题外话。说实话在贵州这个地方,二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都有“龙游沟壑”、“虎落平阳”的感觉。二人在京城是同僚,不过也就是见面打招呼的那一种,但是现在的王阳明已经由当年的神采飞扬变成了今日的沉毅气质,席书有几分惋惜也有几分宽慰。

  拉家常归拉家常,正事还是要办的,席书还是需要考察一下王阳明,然后还要征袰hong王阳明的意见。怎么考察呢?席书直切主题,直接询问朱(熹)陆(九渊)异同。
  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悟道成功,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必外求。”
  席书目瞪口呆。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席书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回到贵阳以后,心里面一直琢磨这句话。难道说,圣人可以不学而成?这也正常,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席书怎么可能明白王阳明已经思索了三十年的问题呢?
  带着疑问,席书第二天又第二次来到龙冈书院。
  王阳明算定了席书会来,解释说:“以禹和稷举例子吧。他们都是‘圣人’,同有为民之心,但是禹心是禹心,稷心是稷心,那么他们的忧民之念就不同。大禹治水,必定认为‘如果洪水治不好,百姓就要遭殃。虽说是洪水为患,但是其实是我为患,压力山大’。以此种心情治水,才能够做到十三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后稷教农事,必定认为‘如果人们没有学会种植,就要忍饥挨饿。看上去是因为缺少粮食忍饥挨饿,实际上是我使人忍饥挨饿,压力山大’。以这种心情去教农事,才能够倍感紧迫,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只要心存百姓,任何事都能做好。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必外求。’。试想,孔子生活在两千年前,哪里会知道我要回答朱陆异同而预先教我回答呢?”

  其实王阳明举的这个例子略显晦涩,席书听这一番话,好像明白了一点点,但是转念一想,又似是而非。王阳明也不多说,让他回去自己辨析。
  就这样席书又带着满腔的疑惑,回到贵阳。
  如此往来龙场四五次,席书终于明白了,豁然通达,成为王阳明悟道以后的第一个受教之人。
  从此逢人便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

  席书终于为贵州学子找到了老师,回到贵阳,跟前文中提到的王阳明的朋友按察副使毛应奎一起建起了贵阳书院,广择学子,请王阳明去讲学。
  王阳明在京师时已经开始授徒讲学,如今没想到自己却会在贵州重操旧业。果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福祸相依”,此时的王阳明深感欣慰,如果不是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自己怎会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千古妙得,看来自己还得要好好感谢刘瑾刘公公才对啊。
  当然,此时的席书对于王阳明有知遇之恩。而在后面两人的关系也是有了更大的生命交织,席书不仅聘请王阳明当贵阳书院的“教授”,嘉靖初年王阳明功高不赏反被猜忌之时,席书仍然不避嫌疑,力荐王阳明入阁当政。对于席书的情谊,王阳明铭记不忘。席书早王阳明两年去世,席书去世的时候,王阳明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祭文《祭元山席尚书文》。
  呜呼元山!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没溺于功利辞章,不复知有身心之学,而公独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此处省略数百字)言有尽而意无穷,呜呼痛哉!
  在贵阳书院讲学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王阳明精通儒释道三家学问,而今更是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年轻时期以侠客自诩,豪迈不羁,阅历丰富,擅长诗文,书法;为人正直,得罪权奸,下狱,廷杖,贬谪;志向远大,思虑周全。如此胸怀,如此气势,贵州学子将王阳明奉若神明,而王阳明也刚好借这个机会,印证自己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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