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 一段文字 记录一个边塞城市的一段故事》
第60节

作者: ty_华哥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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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日期:2017-07-31 12:10:01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日期:2017-07-31 12:10:24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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