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 一段文字 记录一个边塞城市的一段故事》
第58节

作者: ty_华哥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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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日期:2017-07-28 17:01:19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日期:2017-07-28 17:01:49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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