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 一段文字 记录一个边塞城市的一段故事》
第9节

作者: ty_华哥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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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日期:2017-06-19 19:59:26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日期:2017-06-19 20:00:08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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