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
第370节

作者: 青梅煮酒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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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不是虎。”

  山下颇为不快地制止了来乃上尉,并解释说:“虎这东西归根到底不过是个胆小而危险的兽类,专从背后袭击比自己弱小的对手”。就像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一样,——这一句是老酒说的。“等到年老体衰时就找动作迟钝的人,成了吃人的老虎,可以说是品质低劣的野兽!”
  尽管如此,这次宴会上的对话还是很快传开,山下因此被誉为“马来之虎”,并与山本五十六被并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
  日军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意即“南方之光”),由大达茂雄出任第一任市长。随后,近卫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分别离开新加坡参加对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作战,第五师团分布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负责各地治安。
  对于新加坡众多的华人来说,更大的苦难和死亡还在后面!新加坡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展开了以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抵抗行动的大屠杀。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刚刚上任的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少将:“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之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以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携带一周粮食,前往四个集中地接受甄别并领取“良民证”。不到三天,四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丨警丨察、印度丨警丨察和马来亚***的变节分子,他们将对所谓的“反日分子”进行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至海边遭机枪扫射至死。后来为了节约子丨弹丨,日军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推入海中。

  以冷酷无情、杀戮无极限著称的豺狼参谋辻政信自然不会甘于寂寞,哪里有人杀哪里就会有他的身影。2月22日在巡视“肃清”工作时,他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名反日分子,这不仅使他大为光火,严厉地对大西呵斥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一句话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日本自己承认是5000人,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的数字也是5000人,而新加坡华人社给出的数字是10万人。三名主犯中除了铃木宗作后来在菲律宾被美军击毙之外,另外两人都被判处绞刑。山下被绞死的地点在菲律宾,而河村参郎被执行绞刑的地点正是他行凶作恶的樟宜海滩。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人出钱、出人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基地,不管是亲国民党的胡文华还是亲***的陈嘉庚,都在这儿组织过多次的募集抗战资金活动。山下认为,南洋华人的支持是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虽然那些大头头都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欠账”必须由留下来的人买单。日军强令当地新加坡华侨交出5000万元俸纳金。山下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他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

  到6月25日,当地华侨终于将凑齐的5000万元交给了日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微不足道,华人中仅仅个别人的财产就远不止此数,他们之前捐献给重庆政府的资金不低于三亿元。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添油加醋地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
  今天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地方——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到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那三年零六个月中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华侨。高70米的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25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42年19岁的李光耀也曾被日本人抓走并带到海边让他们自掘坟墓,但他幸运地借机溜走躲过了屠杀——的主持下揭幕,碑上四种铭文的中文是这样描述的: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在马来亚战役中功成名就的山下并没有因此得到东京的青睐。相反,他的表现立即引起了老对头东条英机的警觉。如果坐视山下名声越来越大,势必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位置。下一步如果山下回到东京的话,按他此时的人气,首先应给予的只能是陆军大臣或者与之同等的职位待遇。要知道现在陆军大臣是由东条先生亲自兼任的。至于参谋总长,现在日军各路进攻势如破竹,把人家杉山元换下来也不太合适。况且就是把陆军大臣的位置让给山下,这势不两立的仇人在一起怎么合作?可能连自己首相的宝座有危险。再说,现在已经成为“统制派”掌门人的东条,绝对不允许以山下为首的“皇道派”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老奸巨猾的东条灵机一动计上心来,6月下旬,山下接到了大本营的一纸调令,他被调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自从头一年11月离开东京之后,山下还没有回过本土。心情无比郁闷的山下提出,能否借职务调动的机会顺路回一趟东京。按照惯例,在外征战归国的司令官将获得天皇召见的机会,何况是取得了如此前所未有的业绩。因此山下事先准备了向裕仁汇报的《马来亚新加坡进言草稿》。
  以山下在马来亚取得的辉煌战绩,回京一趟并觐见天皇绝对不算过分。对于山下的请求,东京的答复是“不允许”,直接去满洲。大本营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俄国人知道他的新职务。山下通过南方军总部再次申请回一趟家,回答依然是“不允许”,心灰意冷的山下从此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请求。
  多年来与东条不和的山下心如明镜,这不过是东条借机压制他、避免他公开露面的借口而已。要不同样是打了胜仗,从珍珠港凯旋而归的南云忠一中将、渊田美津雄中佐和岛崎重和少佐能入宫接受天皇的嘘寒问暖,而同样凯旋的自己回趟家都不行?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1942年7月12日清晨,山下奉文在与后任斋藤弥平太中将共进早餐后,离开新加坡直飞满洲。等他再次受命出山救火时,已经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彼时东条已经黯然下台,危如累卵的大日本帝国败局已定。
  “可怜的山下,这下怕是要死在菲律宾了。”一个早已赋闲在家的日军将领在得知山下奔赴菲律宾拯救危局时黯然说道。这人同样是东条首相的死对头,他就是有着“昭和第一兵家”、“昭和三大参谋”之称,牛人探花辻政信的恩师石原莞尔。
  (本节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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