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
第5节

作者: 青梅煮酒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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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说明一切。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的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为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我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很可能根本就没统计。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查个数据比生孩子都难。
  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个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后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9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当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时,清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的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日期:2015-07-19 22:50:19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现在我们都知道,教育为立国之本。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当然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好朋友。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能见成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是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好的学生,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优秀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这些雕虫小技,是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洋务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倭仁看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倭”能“仁”吗?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外国。”

  这样的辩论结果一般都会是不了了之。但是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无奈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录取了30人,很快其中的20人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考了几次科举,可惜都没考上。真考上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严复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可谓挂羊头卖狗肉,驴头不对马嘴。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清日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9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在中国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办法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纲领性的巨著。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的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来的这本叫《海权论》的书。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但在此之后就如肉包子打狗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到了1896年,甲午战争头一年就结束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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