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
第4节

作者: 青梅煮酒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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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表演。左宗棠原来计划是用300万两白银建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舰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着来的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导致造舰成本过高的原因除了工业基础的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的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其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和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尿各的壶。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的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五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了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备。

  日期:2015-07-18 23:20:47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如中国的日本,却一直坚持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是由国家进行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管理方式也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是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致使中国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日期:2015-07-19 12:39:10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对外“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的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用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人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仅仅1868年到1875年之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以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首相,月薪也不过是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月薪才500日元,还没我现在工资高,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了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对待利用外籍技术人员的问题上,一贯的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佣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达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材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的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老外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还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一大群小孩赴巴西学习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稔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创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从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凡与对方交易论价定货,也都是洋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也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到1930年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共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多达92名,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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